警方供圖
一個小區，一年接報入室盜竊案185起是個什麼概念？
住在這裡的居民最有發言權。曾經，上海康城業主馬文麗馬阿姨整天憂心忡忡：“每天一起床，看到大傢聚在一起，就知道哪傢又被偷瞭。”在當時註冊商標申請台中馬阿姨的眼裡，自己住的小區“是上海最大的，也是最亂的”。
平均兩天一起入室盜竊案，還不包括偷自行車、助動車等其他刑事案件。這當然讓居民無法心安。也讓管理者“壓力山大”。
2016年，上海警方試點社區警務改革。一年多來，上海康城的治安面貌有瞭巨大變化。同樣以入室盜竊為例，2016年同比2015年下降瞭49.73%；今年上半年，與去年同比再下降75%，至今發案僅4起，其中3起已經偵破。盜竊三車類案件接報數，更是同比下降超過90%。
“最亂小區”如何由亂到治？解剖這個“麻雀”，對上海社區平安建設有哪些借鑒意義？記者作瞭一番探訪。
107個探頭，壞瞭90個
上海康城位於閔行區莘莊鎮莘松路上，從1999年起分四期建設，建築面積208萬平方米，入駐居民超過4.5萬，下設4個居委，是上海單體最大的小區。
記者昨天步入康城小區，眼前的房屋建築頗具特色，據說是法式風格，“康城”指的就是法國嘎納。但曾幾何時，住在這裡並沒有絲毫浪漫情懷。
據莘松派出所所長魏棟介紹，因為早期購房人多為外省市炒房客，小區公建配套嚴重不足，加上業委會、開發商、物業公司、居民之間矛盾尖銳突出等歷史原因，小區技防、物防設施基本癱瘓。
“我到這裡任職時做過一個統計，到2015年，小區建成時投入使用的107個監控探頭，壞瞭90個。”魏棟告訴記者，除瞭技防，小區的物防和人防同樣癱瘓，樓道門禁和消防設施隱患漏洞大量存在。小偷也知道，柿子撿軟的捏。2015年，上海康城接報入室盜竊案185起，不僅案子多，沒有技防設施支撐，破案也極為困難。
技防設備的缺失，其實是表象。背後折射出的是基層社會治理的軟弱無力。畢竟，整個小區的維修基金超過1.3億元，要改善是分分鐘的事。但心不往一處想，力不往一處使，重佈探頭的事情討論瞭5年多，就是無法拍板。
黨員民警兼職居委副書記
2016年，上海警方推廣社區警務改革試點，其核心在於轉變社區民警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。
52歲的社區民警徐斌，曾獲評上海十佳社區民警，管轄上海康城已經16個年頭。“2002年，這裡住戶125人的時候我就來瞭。”徐斌告訴記者，他一直努力改變這裡的治安狀況，卻常常感到有心無力。“案子高發，壓不下來。其實吃的是末端治理的苦頭。”在徐斌看來，三防虛設、群租泛濫，都是治安大敵。
社區警務改革後，作為一名黨員民警，徐斌同時兼任瞭居委副書記的職責。角色轉換，讓他從一名社區警務的執行者，變成平安建設的組織者。“舉個例子，最近小區剛剛完成聘用物業章程的修訂，我提的很多建議都被吸納。如果是以前，我的話可能沒人聽，我也不會主動摻和，那不是我的分內事。”徐斌說，身份的轉變，讓社區民警不再單打獨鬥，而可以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，協力推動社區治理的改善。
像徐斌這樣的社區民警，在康城小區有6個。按照上海社區警務改革的要求，社區民警要保證一村一居一警，康城有4個居委，原本該配備4名社區民警，但考慮到治安狀況復雜的現實，閔行分局決定為第三、第四居委各增配一名社區民警。
6名社區民警不再勢單力薄。按照改革要求，一名社區民警背後，有一個治保主任、一個調解主任、一個外來人口協管員、一個綜台灣申請商標合治理協管員、一個治安協管員作為支撐。
一口氣裝瞭1946個探頭如何申請註冊商標台中
“社區民警的角色轉變，絕不隻是說話分量的大小。”在徐斌看來，社區警務改革調動民警積極性的同時，也讓社區各方力量和資源有瞭向心力。“以前是我找你幫忙，你請我幫忙，現在都是分內事，互相補臺，互相支撐。”徐斌認為，最有說服力的，也是監控探頭的安裝。“這回，我們一口氣裝瞭1946個。”
據徐斌介紹，隨著社區警務改革開展，康城通過整合房屋、社區、公安多方力量，指導並加強參選業主人員的資格遴選。經過反復努力，去年8月，康城產生第三屆業委會。隨後半年，又順利解決瞭物業續聘、合同簽署、公共區域技防改造升級、樓道門禁系統方案制定，消防工程改造費用梳理等持續多年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。
經業委會同意，小區維修基金拿出1300萬元，用於安裝監控設備。徐斌、張佳藝等6名社區民警對照圖紙和歷年發案情況，一個點位一個點位跑，最終確定1946個監控探頭的安裝位置。
今年初，探頭上崗，小區居民紛紛點贊。在此基礎上，小區新建成瞭兩個視頻巡邏值班室，分別有兩名保安視頻巡邏，加上小區崗亭裡82名保安分2班次巡邏，現在任何時間段裡，當一個陌生人走進上海康城時，就有1946+41+4，近兩千雙眼睛在看著他。
閔行區市民巡訪團團長、66歲的康城業主何順華說，一直懸在心頭的危機感總算過去瞭。“以前在康城，早上溜門的盜竊案特別多，探頭裝上後，一起也沒發生過。”何順華告訴記者，群租治理也是如此，兩年裡，通過各方努力，多部門聯合執法的“群租房整治”搞瞭50多次，協調會開瞭不下百次，治理群租1698戶，拆除違建221戶，開出消防處罰單326份。“小區安全瞭，房價也上去瞭。去年初到現在，翻瞭兩個跟鬥呢。”何順華笑著告訴記者。
全副精力放在社區治理上
社區民警沉入社區需要機制保證。社區警務改革後，民警張佳藝的一個切身體會是，有更多的時間待在社區瞭。這得益於改革後的“錯時工作法”和“調解小組”機制。
“我們上班，居民也上班瞭。我們下班，居民要找我們的時候，我們下班瞭。”所長魏棟告訴記者，派出所在康城試點“錯時工作”機制，調整民警作息，延長夜間和雙休日工作時間，就是希望居民在真正需要的時候找得到人。比如去年6月到今年3月，在技防設備還沒有“上崗”的空白階段，派出所每晚增派8名警力，與社保隊員混編，在小區裡駐守巡邏，極大地震懾瞭不法分子，提升瞭居民的安全感。
大量的糾紛調處也一直困擾社區民警。雖然說調處糾紛是社區民警分內事，有助融洽警民關系，及時化解治安隱患。但很多糾紛調解往往曠日持久，占用大量時間和精力。如何才能讓社區民警既對糾紛心中有數，又能及時跳脫，處理更多重要事務？“調解小組”機制應運而生。警方與區司法部門聯手，由兩名專職民警和兩名司法調解員組成聯合調解室，作為社區民警的“後援團”。社區民警碰上的糾紛，經過初期調節後，由聯合調解室接手，進行更加細致和專業的調解，社區民警隻需及時跟進瞭解進度即可。
據統計，僅今年上半年，“調解小組”就成功調解各類糾紛351起，其中涉及治安案件301起，有效減少瞭康城的治安隱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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